2016年6月3日晚18：00，求智读书会第三十七次活动在东荣大厦1214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次读书会由电子政务系主任与君博教授主持。来自行政学院的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Understand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Debate of Climate Change.

    于老师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政治以及行政管理学科都在全球治理领域下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在全球化时代下，国际关系的治理转型在下列三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变化：（1）治理的过程（2）治理主体的变化（3）主权国家行为的变化。

    在治理的过程中，全球治理议题呈现出具有矛盾性的两面：一方面呈现出聚合化、中心化、全球化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则呈现出分散化，去中心化与本地化的特征。于老师以全球创新为例详细讲解了这两方面：一方面创新活动要求更多的全球合作而另一方面各地也在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负责专门化的创新环节。于老师鼓励大家寻找更多的案例，同学们以能源治理、恐怖主义以及人权等外部性强的问题为例参与了讨论。在治理主体方面，不同于过往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治理，当今的全球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从G20，天主教会到主权债务评估组织，跨国家组织、私营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来。在主权国家的行为变化方面，主权国家的行为日益复杂化与商业化，从武力恐吓、政治结盟到通过民间，NGO或更私人的方式来进行接触。

    于老师由这些特点结合历次读书会讨论内容，引出了全球治理的两个基本问题：（1）制度如何形成（2）何以形成该种结构或均衡。

    于老师以读书会多次讨论的新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解读。在新制度主义观点之下，对问题的分析一般从微观基础出发，在此于老师以成本——收益的范式来考察制度的形成。在这种视角下，激励制度以及契约的形成是全球治理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视角也有其问题：契约本身便具有局限性，契约双方本身就可能存在权力不平等的现象。于老师以我国分税制改革为例阐述了用剩余索取权来识别有权力一方的方法。另一方面，于老师认为均衡的出现是防止机会主义的结果；机会主义的成本与风险促使国际社会通过层级化来与之对抗，然而这样又会面临委托——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于老师以苏联为例阐述委托代理成本过高甚至会导致制度崩溃的结果。而制度或结构的形成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以及层级化当中寻找合适的均衡。在建构主义方面，于老师认为建构主义关注宏观的结构、历史等事物，强调共享的理念，价值，意义对于制度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讲，建构主义更加关注与现有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

    在介绍完基本的理论后，于老师开始结合环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讨论，在这里于老师探讨了两个问题，（1）环境问题的困境为何？（2）环境问题的结构与均衡是什么？

    于老师认为，在环境问题上，国际治理的制度包含业已失效的《京都议定书》及其后续协定以及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大会，这个制度是偏向无政府方向的，层级化程度严重不足。于老师以我国为例，用新制度主义的收益成本方式来分析环境治理的微观基础。在这个问题上，环境治理的收益为：合法性、可持续发展、国际形象等，在成本方面则需要付出行政成本，社会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问题。于老师指出，环境问题上的收益多为观念上以及长久后的收益，然而成本则是眼前可触及的，这使得任何层级化的努力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使得环境问题上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这也是环境问题上的困境。在层级化解决方式之外还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方式，在环境问题上的表现即是当环境问题威胁到一部分国家生存时问题会得到解决。然而这样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环境问题的成本将会无法承受，环境变化不可逆的速度过快、治理的力量过于分散化以及有的国家无法承受成本，严重加剧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而为何在如此高成本的情况下各国依然推进环保协定呢？于老师认为以建构主义的届时方式，历史与理念以及国家的合法性关切使得全球环境治理得以继续推行下去。

    于老师提到了另外的主权国家之外主体的解决方式，即国家通过政策以及精巧的金融工具实现环保产业的自身激励，以不提高政府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的政策激励，这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最后老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布置了下一次读书会的任务。

                                                    齐伟辰

                                                  201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