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晚六点，求智读书会第五十六次活动在东荣大厦1214举行。来自行政学院的部分本科生参与了活动。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Understanding the Adversary and Deterrence.”读书会由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许宁老师主持。

本次读书会继续围绕威慑这一核心概念展开探讨，并从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心理层面。老师首先提出理性的概念，强调理性应该是价值判定与价值排序的自洽性与一致性。换言之，理性的行为体应该在复杂的客观事物前进行充分有效的价值权衡，并认可目标价值排序的可传递性，从而认知理解其他行为体的不同目标价值排序，尽管可能无法接受。需要指出的是，不同行为体的目标价值排序乃至价值标准很可能有较大出入，不同的国家行为体更是如此。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利益与国家地缘政治利益难以完全对接的情况下，某一国际行为体，也即一个国家的抉择对另一国家而言往往难以揣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相关各方的心理博弈便是典型案例。

事实上，实践中威慑方与被威慑方在精神心理层面的互动与博弈就是威慑作用的体现，而心理要素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其中，对理性的认识十分关键。既要充分认识到其作用，又不能忽视其缺陷，而对其缺陷的正确认识尤为重要。理性作用的缺陷，主要在于认识水平的不同以及不同行为体的理性本身存在差距。托马斯•谢林曾提出，要把自己放在对手的位置上考虑对手的行为。这一论断的先决条件是两者的水平与标准都近乎一致，这显然过于理想化，因而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抨击。显然，不同行为体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可以相同亦可不同，妄加揣测的结果很可能有较大纰漏。威慑理论，通俗来讲就是给对方划定红线，让侵略看起来得不偿失。但由于价值比较的存在，威慑理论的效力有时存疑。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底是意识形态化的世界革命至上还是传统的国家利益至上，美国的学界和政界内部都有较大争议。

老师指出，对伤害和损失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国家间心理层面博弈的关键要素。美国防长麦克纳玛拉认为，苏联的可承受代价是全部人口的30%以及工业生产的50%。这一结论的确切性值得商榷，但它反映出的是心理承受能力在双方战略争斗中的重要地位。美国长期盛行风险规避政策，希望通过尽量攻击军事目标来避免毁灭性打击的发生（non-suicide manner)。兰德公司的研究显示，相比其民用设施，苏联更能接受的是其军事目标的损失。但这一倾向是有不可让步的前提的，那就是军队的损失不能导致战争的落败，也不能影响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同时，苏联对其军事集团的力量也是有高度警惕的，克林姆林宫绝不允许军事集团的影响力压过政治领袖及文职人员，即使苏联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中，美国一直十分注重对苏联决策者心理层面的研究，专门研究苏共中央至无微不至地步的所谓“克林姆林学”（Kremlinology)便是佐证。正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会上，许宁老师与同学们就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中东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解决了一些同学的相关疑问与困惑，第五十八期读书会随之圆满结束。

2017年12月11日